为此邪？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，权轻重之宜，不得已而为此邪？使舜之心而非诚，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，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，乃不孝．不忠之大者。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，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，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，执之以为制事之本，以求临事之无失，其亦远矣。其余数端，皆可类推，则古人致知之学，从可知矣。
○来书云：谓《大学》「格物」之说，专求本心，犹可牵合：至于六经、四书所载「多闪多见」，「前古往行」，「好古敏求」，「博学审问」，「，温故知新」、「博学详说」，「奸问好察」，是皆明台求于事为之际、资于论说之间者，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。「格物」之义，前已详悉，牵合之疑，想已不俟复解矣。至于「多闻多见」，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，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，而不能求诸其心，以阙疑殆，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，而所谓见闻者，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：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，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：夫子尝曰：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」是犹孟子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」之义也。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。若日「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」，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，而已落在第二义矣，故日「如之次也。」夫以见闻之知为次，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？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。夫子谓子贡曰：「赐也，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？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」使诚在于「多学而识」，则夫子胡力谬为是说，以欺子贡者邪？「一以贯之」，非致其良知而何？《易》曰：「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」夫以畜其德为心，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，孰非畜德之事：此正知、行合一之功矣。「好古敏求」者，好古人之学，而敏求此心之理耳。心即理也。学者，学此心也：求者，求此心也。盂子云：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，以为好古，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。「博学、审问」，前言已尽。「温故、知新」，朱子亦以「温故」属之「摩德性」矣：德性岂可以外求哉？惟夫「知新」必由于「温故」，而「温故」乃所以「知新」，则亦可以验知、行之非两节矣。「博学而详说之者，将以反说约也。」若无「反约」之云，则「博学．详说」者，果何事邪？舜之「好问好察」，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。道心者，良知之谓也。君子之学，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：但其从事于事为、论说者，要皆知、行合一之功，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，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，分知、行为两事，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。
○来书云：杨、墨之为仁义，乡愿之乱忠信，尧舜子之之禅让，汤，武，楚项之放伐，周公，莽操之摄辅，谩无印证，又焉适从？且于古今事变，礼乐、名物，未常考识，使国家欲兴明堂，建辟雍，制历律，草封禅，人将何所玫其用乎？故《论语》曰「生而知之」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，名物，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。此则可谓定论矣；所喻杨、墨、乡愿、尧、舜、子之、汤、武、楚项、周公、莽、操之辨，与前舜、武之论，大略可以类推，古今事变之疑，前于良知之说，已有规矩尺度之喻，当亦无俟多赘矣。至于明堂、辟雍诸事，似尚未容于无言者：然其说甚长，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，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。失明堂．辟雍之制，始见于吕氏之「月令」，汉濡之训疏，六经、四书之中，未尝详及也。岂吕氏、汉懦之知，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？齐宣之时，明堂尚有未毁，则幽、厉之世，周之明堂皆无恙也。尧、舜茅茨土阶，明堂之制末必备，而不害其为治幽、厉之明堂，固犹文武成康之旧，而无救于其乱：何邪？岂能「以不忍人之心，而行不忍人之政」，则虽茅茨土阶，固亦明堂也：以幽、厉之心，而行幽、厉之政，则虽明堂，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？武帝肇讲于汉，而武盾盛作于唐，其治乱何如邪？天子之学日辟雍，诸侯之学日汻宫，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。然三代之学，其要皆所以明人伦，非以肝不肝，汻不汻为重轻也。孔子云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！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！」制礼作乐，必具中和之德，声为律而身为度者，然后可以语此。若夫器数之末，乐工之事，祝史之守。故曾子曰：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，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也。」尧「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！星辰」，其重在于「敬授入时」也。舜「在璇玑玉衡」，其重在于「以齐七政」也。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，治历明时之本，固在于此也。羲和历数之学，皋、契未必能之也，禹、稷未必能之也，尧、舜之知而不偏物，虽尧、舜亦未必能之也：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，虽曲知小慧之人，星术浅陋之士，亦能推步占侯而无所忒。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，反贤于禹、稷、尧、舜者邪？「封禅」之说尤为不经，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，倡为夸侈，以荡君心而靡国赞：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不道，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。吾子乃以是为懦者所宜学，殆亦未之思邪？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，以其生而知之也。而释论语者曰：「『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