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口舌之可胜，莫若务本以胜之。”嗟乎！公第甚言当务本耳，不知却味医家急则治标及标本兼治之法矣。是圣人不生，礼乐不兴，便任佛氏之灭伦伤化戕贼民生而不救乎？不几如朝鲜之参，羌国之兕不至，遂听瘟疫、天包之死丧传染而不治乎？何以为医也！乾坤中挥戈逐佛、著说排佛者，若傅尚书、韩吏部、胡致堂，其表著者，公亦其一人矣。若非有公辈数人“不忠不孝”数语，佛骨表、原道、本论数文在，乾坤更不知何底矣。非一人所可为，虽千万人亦一人之倡也，非一日所可为，虽千百年亦一日之积也，救得一人是一人，转得一日是一日，正得一分是一分。又曰“民之沉酣骨髓，非口舌所可胜”，亦未之思也。积蚊成雷，累画成册。吾儒在上者则兴礼乐以化民，在下者则崇仁义以明道，彼佛何所有哉！徒以口舌簧鼓，转相惑诱，遂乱天下至此，吾独不得以口舌救之乎！天相吾道，吾人而在上也，一面兴礼乐，谨学校，以修其本，一面立法禁，施诰命，以治其标；天不相吾道，吾人而在下也，一面崇仁义，励躬行，以修其本，一面详辩论，著书说，以治其标。夫礼乐明，则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众，此本而标之之法也；辩论著，则君相悟而礼乐兴，此标而本之之法也。庶几其善医矣。
愚蒙人为秃番所欺固可怜，聪明人未闻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见异而迁亦无怪。所可恶者，柳、富、苏、王以绝世之才，读孔子之书，有目而不分黑白，有耳而不辨钟磬，时而堂堂正正，谈理如海潮河决，时而窒心眯目，迷惑如村妇牧儿，最足以侈愚僧之口，迷俗人之向，此君子所深为痛恨者也。纸上雄文，立朝气节，皆孔子所谓“其余不足观”者，功不抵其罪也。明之弇州辈，特一文士耳，未必有大君子与之交也；柳则友韩矣，富、苏则友欧阳矣，柳、富、苏之不虚心受益，韩、欧之不极尽规劝，均可憾也。今世而有韩、欧乎？遇友人之柳、富、苏者，宜极尽其救正，正之不可而再，再之不可而三而四，此非小故也。今世而有柳、富、苏乎？遇友人之如韩、欧者，则宜虚心受益，改辙自新，勿取诛于君子可也。试看贾岛一诗僧耳，从昌黎而归人伦，尚来千古美谈，况吾儒中豪杰，而可自误乎哉！
三代后，唐之昌黎，宋之程、朱，明之阳明，皆称吾儒大君子，然皆有与贼通气处，有被贼瞒过处，有夷、跖结社处，有逗遛玩寇处，今略摘一二，与天下共商之；非过刻也，恐佛氏借口，与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。昌黎诛佛不遗余力，死生以之，真儒阵战将也。惜其贬潮州时，闻老僧太颠，召至州郭，与之盘桓，及其将行也，又留衣服为别。夫使太颠可教，则一二见可化之归儒，不可教，则为不就抚之猾寇，又何久相盘桓，留衣相赠乎，不几夷、跖结社乎！及孟尚书闻其事，贻书致问，又称太颠“颇聪明，识道理”，予阅答书至此，大为惊异，世岂有为僧之人而识道理者乎，岂有识道理之人而为僧者乎？则昌黎所见之道理必尚有微异于孔、孟者矣，则昌黎之交太颠必尚有微为瞒过者矣，不几逗遛玩寇乎？周子太极图说已多了无极二字。极乃房上脊檩，是最上之称，又加以太字，是就无可名处强指之矣，又何所谓无极乎？至其言性，又不合加一恶字，故程、朱由此皆误言气质有恶，又言气质为吾性害，是即为六贼之意浸过儒道分界矣。朱子尽力与象山辩无极二字，是即为佛之空，老之无隐蔽矣。至程子作诗，说“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”，又云“隔断红尘三十里，白云红叶两悠悠”。朱子动辄说气质杂恶，动辄说法门。阳明近禅处尤多。习俗移人，贤者不免。所谓与贼通气者，此也。
儒之佞佛者，大约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贯上下，或初为儒者，而功力不加，畏圣道之费力，半途欲废，又耻于不如人，遂妄谈空虚以夸精微者，或贪名利，工文字，名为儒而实不解圣道为何物，亦如愚民见异端而惊喜者。至惑地狱祸福之说而从之者，民斯为下矣。何谓小智慧见道未贯上下者？彼多谓“佛之上截与吾儒同”，或竟谓“佛得其精，吾儒得其粗”，此其人学识未大，未能洞见性命之本及吾道体用之全，见宋、明儒者之所谓性无能出乎佛氏之上，一闻禅僧之谈心性，遂倾心服之，谓上截儒释原不异也。嗟乎！不几如吾存性编中所云根麻而苗麦乎，天地间岂有此理！有上截本仁而下截不爱父母者乎？有上截本义而下截不敬君上者乎？抑其上截之原非仁义也？吾儒以仁义礼智信为性，而佛以空虚不著一物为性。以仁义为性，故忠孝者仁义之发也，仁义者忠孝之源也，后截之忠孝与上截之仁义，如树之根与枝一体也。佛之上截总一空，故为不忠不孝之教，断绝伦物，下截亦总一空也，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异哉！此辈犹能见宋、明儒者之性者也。至谓“佛得其精，吾儒得其粗”者，又并宋、明儒之性未之闻，平日徒以章句目儒业，即粗闻仁民爱物作用，亦第视为后起事。不知尧、舜之精一执中，三事六府之体也，三事六府，精一执中之用也；周、孔之一以贯之，三物四教之体也，三物四教，一贯之用也；如树之根本枝干，通为一体，未可以精粗分也。故无根本则无枝叶矣，无枝叶则非根本矣，梧槚之根，藏土千年，与秽腐同讥。彼佛氏固未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