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在成王即位之前，今检其作之早晚前后，亦参差不同。案《赉》序云：“大封於庙也。”笺云：“大封，武王伐纣时，封诸臣有功者。”宣十二年《左传》：“昔武王克商而作颂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。’又作《武》，其三曰：‘铺时绎思，我徂惟求定。’其六曰：‘绥万邦，屡丰年。’”其文在《时迈》与《般》叙、《武》、《赉》、《桓》也。而《桓》说武王伐纣之事，《时迈》与《般》序言巡守。案《康王之诘》云：“王若曰：庶邦侯、甸、男、卫。”注云：“独举侯、甸、男、卫四服者，周公居摄六年，制礼，班度量，至此积三十年，再巡守，馀六年，侯、甸、男、要服正朝。要服国远，既事遣之。卫服前冬来，以王有疾，留之。”如郑此言，以摄政六年，而六服咸在，以为年端，则成王即位后十年乃巡守，是为摄政至成王之初无巡守也，明《时迈》与《般》，武王时也。此四篇皆武王时事也。《闵予小子》、《访落》、《敬之》三篇序云“嗣王”，经称“小子”，是成王除丧嗣位，未改丧中之称，摄政之前事也。《有客》“微子来见祖庙”，笺云：“成王既黜殷命，杀武庚，命微子代殷。后既受命，来朝而见也。”《尚书叙》微子之命在诛、管蔡之前，则微子来见，摄政二年之事也。凡此八篇，事皆在太平之前也。《雍》禘太祖，以鲁礼言之，武王以成王年十岁十二月崩，则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庙，年十四禘於群庙，乃年十七摄政，三年而祫，至五年而禘。《雍》於《周礼》彻而歌之，则事在摄政六年之前。而摄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时俱有禘，检其篇中，二者无以可明，而《雍》笺云“得天下之欢心”，似五年之事也。《维天之命》“太平告文王”，笺云“告太平者，居摄五年之末”，则亦五年之事也。《明堂位》曰：“昔周公朝诸侯於明堂之位。”谓在洛邑也。《孝经》曰：“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”然则朝诸侯、郊祀皆摄政六年所为。而《清庙》“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诸侯，率以祀文王焉”，《我将》“祀文王於明堂”，《思文》“后稷配天”，皆六年时事也。《昊天有成命》“郊祀天地”，不指年月，而郊祀，周公所定，《思文》颂所配之人，《昊天有成命》言感生之帝祐及后世，以事相况，盖与《思文》同时也。《振鹭》“二王之后来助祭”，笺云：“二王，夏、殷也。其后，杞也，宋也。”微子摄政二年始为殷后，独来见於祖庙。杞本先封，不当与宋俱至。今二王之后并来助祭，则在《有客》之后也。杞、宋异服，不应并朝，盖亦周公朝诸侯於明堂之时，与天下俱至，则《振鹭》亦六年也。或者杞、宋一国，亦得云二王之后，如是，则其时不可知也。《酌》“告成《大武》”，亦六年之事，故笺云“其始成，告之而已”是也。既告，当作之以观其和否。《有瞽》始作乐而合於太祖，云始作，明既告之后，合而观之即告也。即告合，各有礼於庙，以乐初成，所以合而作之，故曰“既备乃奏，肃雍和鸣”，亦为六年时事也。朝明堂之时，诸侯及二王之后皆未去，故云“我客戾止，永观厥成”。以此考之，事相符合也。周公摄政六年，制礼作乐，则《大武》之乐当奏之矣。而《酌》笺云“归政成王，乃后祭於宋庙而奏之”者，以周公之作礼乐，主为成王，故据成王而言之，不言摄政之时已奏《大武》，则《武》诗之作，其时未可明也。《载见》笺云“诸侯始见君王”，谓见成王也。《小毖》曰：“予其惩而。”笺云：“我其创艾於往时矣。”皆成王即位之初也。《烈文》“成王即政”，检成王除武王之丧，周公未摄之时，与周公致政之后，二者皆为即政。若除丧之时，事宜与《闵予》同时，而《闵予》三篇，与群臣谋事，称“未堪家多难”，有求贤自退之志。今《烈文》之篇，申敕诸侯卿士，以赏罚为己任，亦宜为归政之后，成王即位之初也，故服虔注《左传》亦云“《烈文》，成王初即洛邑，诸侯助祭之乐歌”是也。其《维清》叙皆得为武王之事，俱叙云“奏”者，容周公、成王时，所奏述其事而为颂，故不可必定也。《噫嘻》曰“既昭假尔”，《臣工》曰“迄用康年”，《丰年》曰“多黍多稌”，《载芟》曰“万亿及秭”，《良耜》曰“其崇如墉”，《潜》曰“潜有多鱼”，言丰年物多，以告神明，是论太平后事，但不知摄政三年之后定指何年耳。《天作》“祀先王先公”，事与《天保》“于公先王”文同，以禴祠烝尝类之，是为时祭。《执竞》“祀武王”，说武王生时之功。《丝衣》“绎宾尸”，说绎祭得礼之宜，推检无以知其早晚，以祭乃绎是告神之作，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。所检止知其事之早晚，而作者当时不必皆为。有事先而后作，有事后而先作者，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时也。此云“颂声乃作”，则颂自民之歌谣，而《外传》引《思文》、《时迈》，皆言周文公之颂，所以周公之时，还得自颂者，以周公摄政，归功成王，歌其先人之功，事由不涉於己，故得自为。风、雅比篇，既有义理，颂亦当有也。《武》，武王之事，不为颂首，不以事之先后必为次矣。《雍》作於制礼之前，而在《烈文》、《清庙》之后，又不以作之先后为次矣。《礼记》每云“升歌《清庙》”，然则祭宗庙之盛，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