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，与天子於诸侯同。○正义曰：郑既言有上取下就之义，因自问而释之，故云“何者”以发端也。知歌、合如此者，《左传》曰：“穆叔如晋，晋侯飨之，金奏《肆夏》之三，不拜。工歌《文王》之三，又不拜。歌《鹿鸣》之三，三拜。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，对曰：‘《肆夏》，天子所以飨元侯也，使臣弗敢与闻。《文王》，两君相见之乐也，使臣不敢及。《鹿鸣》，君所以嘉寡君也，敢不拜嘉？’”又《鲁语》曰：“金奏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，天子所以飨元侯也。工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绵》，则两君相见之乐也。臣以为肄业及之，故不敢拜。今伶箫咏歌及《鹿鸣》之三，君之所以贶，使臣敢不拜贶！”由此二传论之，天子食元侯歌《肆夏》也，则非元侯者不得歌之。《肆夏》，颂之族类，颂下唯有大雅，故知於诸侯歌《文王》已。传文又言“《文王》，两君相见之乐”，是诸侯於邻国之君亦歌《文王》，与天子於诸侯同也。乡饮酒、燕礼合乐皆降於升歌，歌《鹿鸣》合乡乐，则知歌《文王》者当合《鹿鸣》，歌《肆夏》者当合《文王》也。故郑於此差约而知之。传言金奏《肆夏》，此云歌者，凡乐之初作，皆击金奏之。《春官·钟师》以钟鼓奏《九夏》，《论语》云：“始作翕如也。”郑云：“始作，谓金奏。”晋为穆叔发初歌《肆夏》，故云金奏也。言金奏者，始作乐必先击钟以奏之。《左传》曰：“歌钟二肆。”是歌必以金奏之，言金奏《肆夏》亦歌之。《文王》、《鹿鸣》因上有金奏之文，不须复云金奏，故直云歌。其实《文王》、《鹿鸣》亦金奏，《肆夏》亦工歌，互言之，故知歌《肆夏》也。此歌在堂上，故《郊特牲》曰：“歌者在上，贵人声也。”其合乐则在堂下。故《仪礼》注云：“合乐，谓歌乐与众声俱作。”明在堂下众声也。由在堂下轻，故降升歌一等。元侯者，元，长也，谓诸侯之长。杜预云：“元侯，牧伯也。”牧伯与上公，则为大国，故《仪礼》注云：天子与大国之君燕，升歌颂，合大雅。以《肆夏》，颂之族类，故以颂言之。牧伯为元侯，则其馀侯伯为次国，子男为小国，非元侯也，故总谓之诸侯，故用乐与两君相见之乐同。《仪礼》注云：“两君相见，歌大雅，合小雅。天子与次国、小国之君燕亦如之。”於次国与小国，与此诸侯同也。此先陈天子於诸侯，以诸侯於邻国亦如之。彼据传之正文先言两君相见，以天子於次国、小国亦如之，故与此倒也。天子於诸侯，总次国、小国为一等。诸侯相於，与天子於诸侯文同，则亦总次国、小国为一等。则次国相於，小国於次国、於小国，皆是诸侯於邻国之君，同歌《文王》，合《鹿鸣》也。《仲尼燕居》云：“大飨有四焉。两君相见，升歌《清庙》，下管《象》。”彼两君元侯相於法也。天子於元侯，与诸侯不同，则元侯相於，与诸侯亦异也。诸侯相於，与天子於诸侯同，则元侯相于，亦与天子於元侯同，不歌《肆夏》，避天子也。以此明之，则言诸侯於邻国之君，无元侯，可知也。其元侯於次国、小国，亦当与诸侯於邻国同也。天子以大雅，而飨元侯歌《肆夏》；国君以小雅，於邻国歌《文王》，是飨宾或上取也。
天子、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皆歌《鹿鸣》合乡乐。○正义曰：燕礼者，诸侯燕其群臣及聘问之宾之礼也。经曰“若与四方之宾燕”，言若以辨异，则以燕已群臣为文，而兼四方之宾也，其礼歌《鹿鸣》，合乡乐也。诸侯以小雅取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而合乡乐；天子以大雅取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歌小雅，合乡乐，是皆为下就也。推此，则天子於诸侯合《鹿鸣》，亦在下就之中矣。若然，前云“飨宾或上取”，上既言天子飨元侯，歌《肆夏》，於元侯飨则下之。诸侯於邻国之君，与天子於诸侯同歌《文王》者，皆谓飨矣。飨宾当上取，而言有下就者，以飨宾之中，天子於元侯歌《肆夏》，诸侯相於歌《文王》，皆为上取。据多言之，故郑属上取於飨。其实飨中以兼下就，合《鹿鸣》是也。言或上取者，天子於元侯合《文王》，於诸侯歌《文王》；诸侯於邻国合《鹿鸣》，皆是己乐，非上取，故言“或”，见其不尽上取也。言燕或下就者，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歌《鹿鸣》，是已乐，非下就，故亦言“或”。案《仪礼》注云“颂为天子之乐”，则天子自当用颂矣，而谓飨元侯为天子上取者，诗为乐，王者尽用之，但郑从风为乡乐以上差之，使大雅为天子之乐耳，故不得不以《肆夏》为上取也。此郑直以差等为说耳，不可以已所得用则为已乐也。何者？元侯相飨歌颂，与天子於元侯同。诸侯相於，与天子於诸侯同；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又与天子燕群臣及聘问之宾同，则风、雅、颂皆为诸侯所用矣，岂得皆谓之为诸侯之乐乎？明郑以等差言之可知矣。既以等差定之，使天子定用大雅，诸侯定用小雅，非此者，皆谓之上取、下就。《仪礼》之注尽论《诗》为乐章之意，既以风为乡乐，小雅为诸侯之乐，而大雅之后仍有颂在，故因言大雅、颂为天子之乐。欲明雅、颂尽为乐章，所以与此异也。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，以此《谱》文先定言国君、天子之用乐，即云有上取、下就之事，明上取、下就亦宜同矣。《燕礼》注云：“合乡乐者，